来源：中核集团

“‘华龙一号’的批量化建设已经在进行。”两会之际，全国人大代表、中核集团战略与管理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。福建的福清、漳州，两广的防城港、太平岭，浙江三澳，海南昌江，“华龙一号”随我国核工业“春天”的到来而多点开花。走出国门的巴基斯坦卡拉奇两台“华龙一号”机组也进展顺利。

“华龙一号”全球首堆福清核电5号机组在今年年初投入商运，打破了三代核电首堆必拖期的“魔咒”，向世界彰显了中国自主核电技术的优势。作为工程总承包方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原总经理，刘巍亲历华龙首堆的建设。在他看来，“华龙一号”的成功并不只是核行业的骄傲，而是国家整体工业水平的反映。

“核电是一个系统工程，‘华龙一号”的供货单位有5300多家，所以核行业的发展能够带动促进其他行业发展。”刘巍说，“例如核级电缆就可以促进材料工艺的创新发展，机械设备方面也是一样。”“华龙一号”的设备国产化率达到了88%，“这一比率是非常高的，而且没有国产化的设备只是没必要自己生产，不构成制约性的问题。”

与此同时，刘巍也清醒地意识到，“虽然我国核电整体上进入了第一方阵，但并不意味着所有技术都在第一方阵。”

—“领跑”，要把标准掌握在自己手里—

回顾从业的数十年，刘巍从进入二机部二院开始，经历了核工业发展的一段停滞期。“那时做垃圾焚烧项目，设计大学、医院等，在啤酒厂的工程设计上二院一度占据了全国2/3的市场份额。”后来去到大亚湾终于接触到核电站，但“所有的设备都是人家的，甚至对收缩率有要求的水泥都是从法国运过来的。”

“30多年间从第一个核电站起步，到今天能够建设自主的三代核电，与核电先进国家实现‘并跑’，我国核电的发展速度非常快。”忆往昔峥嵘岁月稠，刘巍的话里流露作为核工业奋斗者的由衷自豪，不过他紧接着说道，“但是现在主流的核电技术标准还不是我们制定的，我们离国际一流还有一定差距。”

从“并跑”向“领跑”发展，会发现“很多现有标准对我们是不适用的”。“比如现在我们研发的成果还要到英国去认证，因为英国是老牌的核电国家。虽然中国连续不断地建设了几十年核电站，英国很久没建，但它可以说你的东西不符合我的标准。”

刘巍举了核电厂外围5公里的规划限制区为例，“这不是中国人提出来的，国际上也不是今天提出的，而是几十年前就提出来的。”国外近些年来核电发展相对缓慢，“因为没怎么发展，所以它不着急修改标准。而中国现在发展得快，沿用过去的标准受到的影响就大。”

“我国核电发展至今，到了需要建立标准的时候，也具备建立标准的基础，应该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。”刘巍表示，“到未来实现‘领跑’时，中国的标准就是最好的标准，国外技术和设备进来的话需要通过我们的标准！”

他说，目前“我们还不敢随便改标准”，并不是缺乏能力，但更改设计标准需要进行大量实验，“标准的背后是大量的技术积累作为支撑，从材料、制造、设计到软件分析等方方面面都需要大量的投入”。首先需要全国同行达成共识，“把握我们处于第一方阵的定位，并以此来思考每件事情，抓紧推进相关工作，在重点领域进行突破”。

“十三五”期间，中核集团已组织建成“华龙一号”型号标准体系，一项国际标准提案在国际电工委通过审查并正式立项。“十四五”期间将推广华龙型号标准在国内外核电项目的应用，继续推进国际标准的立项和编制；同时将立足主要产业、技术优势和发展需求，从核电站的总体设计、无线通信、智能控制等高新技术领域组织开展国际标准梳理、申报及相关国际交流，研究并制定具有行业引领性的核电、核化工、核燃料等领域标准体系建设。

“我们绝不妄自菲薄，但我国核工业离世界一流还有一段路要走。”从掌握和发展核心技术的角度，刘巍进一步诠释了“华龙一号”批量化建设的意义，“正因为还有差距，我们更应该发展我们自主的东西。”

—兑现减排承诺的主力军—

除了带动国家工业科技水平的整体提升，核电本身是作为一种重要的清洁能源服务社会的。

全球面临气候变化的共同挑战，习近平主席向国际社会承诺的“碳达峰”“碳中和”目标，对我国加快构建清洁低碳能源系统提出了革命性要求。“核电是未来新增非化石能源中最具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我国兑现减排承诺、实现‘碳达峰’‘碳中和’战略部署的必然选择。”刘巍表示。

低碳是核电作为能源的突出优势。核能是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最小的发电技术之一。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（IPCC）的评估报告中指出，在考虑铀矿采冶及核电站退役治理后，核能依然是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最小的发电技术之一。国际能源署（IEA）的研究表明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，核电帮助降低了二氧化碳的长期排放增加速度，尤其是在发达国家。

统计数据显示，2020年1~12月全国累计发电量为74170.40亿千瓦时，运行核电机组累计发电量为3662.43亿千瓦时，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4.94%。与燃煤发电相比，核能发电相当于减少燃烧标准煤10474.19万吨，减少排放二氧化碳27442.38万吨，减少排放二氧化硫89.03万吨，减少排放氮氧化物77.51万吨。

稳定是核电另一个毋庸置疑的优势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，储能技术的突破将改变风电和光电无法稳定供应的弱点，从而影响核电的竞争力。对此，刘巍认为：一是大规模储能仍然存在稳定性问题；二是风电和光电本身的制约因素也不只是稳定性，还有占用大量土地资源等环境因素；三是储能技术的发展对于核电并不一定是坏事，“一旦储能做好了，核电站也许就不用建在人口密集区了，相应标准就可以降下来，安全成本也就大大下降。”他强调，“技术都在发展，分析问题时不要光盯着别人的技术发展，忽略了我们自己的发展。”

其实对于核电和其他清洁能源，刘巍认为并不是互斥关系，能源多样性才有利于保障能源安全。“每种能源从来源到最终发挥作用，整个链条上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。这些制约因素对于不同能源来说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边，否则一个因素变化后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。”

与多元化、平衡的理想能源结构相比，现实情况则是我国核电占比偏低，“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这段时间，全球来看核电发电量占比在10%左右。我认为对我国而言10%到15%的比例是比较合适的，但目前不到5%。作为一种基荷电源，核能应该发挥更好的作用。”

“建议政府部门研究制定《中国核电发展战略》，强化核电发展顶层设计，统领我国核电发展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规划，批量化建设自主三代核电机组，助力我国履行‘碳达峰’‘碳中和’国际承诺。”刘巍表示。

—反对者、怀疑者、受益者—

尽管核电具有安全、经济、高效、低碳的优势，但“邻避效应”等涉及公众沟通的问题仍然制约其发展。

被问及一些发达国家“弃核”的决策时，刘巍认为，欧洲一些国家从工业革命到现在，走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，对能源的需求相对偏低。但即便如此，由于核能不可替代的优势，“弃核”的计划往往还是被一推再推。所以那些国家提出“弃核”口号“更多是政治因素在里边”，“选择一个公众最不了解的东西来反对，最容易让大家接受并获得政治支持，上台后因为经济发展问题又陷入矛盾。就像德国号称坚决不建核电站，结果用的是法国的核电。”

“对于这种现象，我们应该好好研究他们提出‘弃核’以后，今后的路怎么走。从目前来看，欧洲‘弃核’的结果并不理想。”刘巍说，“如果他们‘弃核’以后走得好，我们也可以走。虽然从事这个行业，但我们是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去做判断。”

对于后处理这一关系到核电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，刘巍显示出笃定和信心：“我们的后处理方式和核电先进国家没太大区别。伴随整个工业水平的不断提升，等到我国核电站迎来退役时，我们的后处理技术将会比他们更加先进。”

支撑其信心的，是我国核行业一直没有停止过后处理研究，“在后处理方面，原来的需求还有限，但也一直在发展中。所以我国后处理能力是有的，体系也是完善的。只是有待通过一些大的项目来体现出这个能力，因为还没到时候。”按照商运年份和设计寿命来推算，我国核电机组还要数十年才会迎来退役高峰。

谈到消除社会公众对核的疑虑，刘巍坦言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办法，“事物的理解需要一个过程，一再强调核电的安全性也没有用，对方可以说还有事故的可能性，为什么要到我这里发展，会影响我这边开发房地产的。”

虽然实际情况是，发展核电对地方而言，除了发电外还能促进经济发展。“眼见为实，建完核电站以后当地人就明白了。秦山核电附近的海盐人没有觉得核电站不好。深圳这么发达的都市，离核电站大约50公里，他们也没有生活在恐惧之中。再如国外塞纳河边的核电站，离巴黎市区只有几十公里，当地人也不担心。”

“已经建核电站的地方都是核电的受益者，而从来没有核电站恐惧症。”刘巍总结道。

2030年碳达峰，意味着GDP增长不再依赖碳排放增加，能源需求必须依靠非化石能源来满足。刘巍说，“目标分解的压力之下，各个省市其实都在考虑能源结构的调整问题。地方政府可能会优先考虑风、光和其他可再生能源，不会把核电作为那么靠前的选项。所以核电行业要谋求发展，当下首先是做好自己的工作。”

过去三十余年我国核电从无到有，到自主建设大型商用核电站，再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的自主化，取得如此成就，刘巍认为一方面是依靠大量科技工作人员的艰苦奋斗，“小到每一个核级的螺丝钉，都需要标准、实验、质保体系等，需要大量辛勤的劳动、细致的工作”；另一方面，“核电发展每一步的重大决策，都依赖决策者的眼光、勇气和担当”。